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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觀鳥愛好者到候鳥棲息地專家——濕地民間保護的演變

媒體:南方周末  作者:劉怡仙
專業號:紅樹林基金會
2019/6/6 15:24:49

胡曉燕退休九年來,把大量的時間交給了濕地。

她有一套外出的標準行頭:望遠鏡、超長距定焦600mm鏡頭、廣角鏡頭、兩臺單反相機,加起來十多公斤重,除了觀鳥,她還肩負著鳥類調研任務。

作為秦皇島市觀(愛)鳥協會的成員,也是民間濕地保護網絡項目的調查組組長,胡曉燕需要定期到濕地巡護,記錄濕地的基礎信息,清點遷徙的候鳥種類及數量。要是有游客闖入蘆葦地里拍照,轟著摩托車在濕地里轉,她得趕過去,給他們講道理,勸他們不要驚擾遷徙的候鳥。

中國從事濕地保護的環保志愿者,多數都像胡曉燕一樣,最初是觀鳥愛好者,從保護鳥類出發,他們注意到濕地的重要性,逐漸成為當地候鳥棲息地的專家。

2019年3月22日,國家林業和草原局濕地管理司副司長袁繼明在2019年世界水日“水美南沙”論壇上指出,保護水資源在中國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和更加緊迫的現實需求,其中“保護水資源關鍵是保護好濕地”。

和濕地保護正在受到國家高度重視相一致的是,袁繼明發現社會公眾濕地保護意識目前有很大的提高,其中“公益組織參與支持濕地保護十分活躍并作出了很大貢獻”。

而參與濕地保護的中國環保志愿者們,也改變了過去的工作方式,與政府部門、社會公眾形成新的協作體系。

鳥是濕地健康的信號

循著鳥類的活動習慣,胡曉燕和老伴每天天不亮就開車出發,十多分鐘后抵達秦皇島市的北戴河濕地。沿著海邊棧道走,眼前是大片黑褐色的灘涂。

現在正是候鳥北歸的季節,上萬只紅嘴鷗、西北利亞鷗、黑尾鷗、反嘴鷸陸續到了北戴河濕地。豆雁、鴻雁、丹頂鶴們,還要繼續往北趕,不曾落下。

早晨十點左右,鳥的活躍度降低,調查組組員陸續回家吃飯休息。下午兩點再回來,直到太陽下山,倦鳥歸巢。

周末是調查日,小組六個成員定點在濕地的不同方位,進行鳥類同步調查,簡而言之,便是同一時間觀察記錄鳥的種類,鳥的數量。

在秋季,他們會帶上干糧,在野外濕地守上一整天。因為遷徙的鶴群將在中午時分飛過秦皇島上空,它們大都是珍稀動物,一旦錯過,數量上就數漏了許多。

這樣的工作聽起來有些乏味,胡曉燕樂在其中。“只是個人愛好”,沿濕地巡護的路上,胡曉燕甚至顧不上老伴,“光顧著看鳥,都不說話”。

天津的職業攝影師王建民2007年正式加入觀鳥隊伍。2018年夏天,王建民在江蘇鹽城發現一對環頸鸻,它們正在鹽堿地上產卵孵化,當時氣溫高,鹽堿地表溫度高達63℃。兩只環頸鸻親鳥一來一回地給雛鳥銜水降溫,“你真的會為鳥兒動容”。

天津濱海濕地與秦皇島地區的濕地皆位于渤海灣沿岸,是東亞——澳大利西亞候鳥遷徙路線的“咽喉地帶”,東方白鸛、反嘴鷸、豆雁、銀鷗等候鳥,在這片濕地中覓食。

沿著這條重要的候鳥遷徙線往南走,杭州灣慈溪濕地的志愿者范忠勇正為濕地將要建機場的消息擔憂。目前機場選址規劃尚未確定,一旦施工將影響候鳥的棲息地,他們正著手整理材料,準備提交建議。

范忠勇在浙江自然博物館從事鳥類研究,“心底里愛上它(候鳥),看到它們生活的環境遭到破壞,也會關注”。

與盜獵者周旋

濕地對中國來說,是個新概念。1987年出臺的《中國自然保護綱要》中首次將濕地定義為沼澤與灘涂的集合。1992年,中國加入《關于特別是作為水禽棲息地的國際重要濕地公約》(簡稱《濕地公約》),同時指定了黑龍江扎龍、吉林向海自然保護區等6處國際重要濕地。

直到2014年,環境保護法通過修改“環境”定義,新增“濕地”為法律明確保護的對象。

袁繼明認為,2017年開展的第三次全國國土資源調查對濕地保護很重要,采用新分類,濕地作為一級地類,“濕地將從此在國家的分類中有了身份證”。

而早些年,在濕地上的環保志愿者們,一心忙著保護那些被盜獵的候鳥。

2012年11月,遷徙中棲息于天津北大港濕地自然保護區的東方白鸛遭遇投毒。東方白鸛體長約1.2米,是國家一級重點保護動物,當時全球數量不足2500只。

東方白鸛 圖/王建民

每年3月,東方白鸛在俄羅斯東南部和我國東北地區繁殖,9、10月份離開繁殖地往南遷徙,每年都在北大港濕地停留半個月左右。

當時的保護區周邊,已是“捕殺、販售、食用一條龍”,中毒的東方白鸛將以每只兩百多元的價格售給餐館,成為盤中餐。

王建民與志愿者們出入濕地,救出13只東方白鸛,但死亡數量卻達到二十余只。“你要知道這是跟大熊貓一個保護級別啊。”

之后,在遷徙季節,王建民每天都到濕地巡護,“放心不下”。面包、火腿腸、2000毫升的暖水瓶成了王建民的重要記憶,濕地里很冷,他和伙伴帶上大瓶熱水以保暖。

巡護工作完全是志愿者自愿、自費的,親人朋友并不理解王建民,每發現盜獵,志愿者們便報警,找媒體,“人家覺得我們老揭底”。

2016年10月1日,王建民和伙伴在天津濱海濕地發現大面積鳥網,媒體報道稱為“萬米網海捕鳥”,大量朱雀、紅喉歌鴝等掛網。此事一出,再次引起多方關注。

2016年10月9日,國家林業局派出五人督導組前往唐山召開兩省協調會。10月10日,天津市政府會同林業、農業部門,布置了徹查天津獵捕候鳥事件的工作要求,天津市公安局立即介入事件調查。

據媒體報道,僅僅一周時間內,志愿者拆除的捕鳥網總計兩萬多米,解救活鳥三千多只,其中包括不少國家重點保護的野生鳥類。

隨著國家對生態環境的重視,打擊盜獵力度加大,近年來,盜獵行為漸漸少了,王建民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現在候鳥飛過天津應該是安全的。”

如今,王建民更關心天津七里海濕地的保護。“棲息地的保護是最重要的”。王建民擔心棲息地喪失,將使候鳥受到巨大的傷害。

為此,王建民曾在傍晚的蘆葦地里落淚:候鳥在霞光的映襯下翱翔,姿態優美,然而,他腳踩的濕地很快就要圍墾開發,眼前的景觀將不再復現。

嚴格管控圍填海

中國濕地保護認識的提高,是伴隨城鄉開發活動大量圍湖造田、圍濕地造城等導致國土資源嚴重破壞后而不斷深化。

據《中國濱海濕地保護管理戰略研究報告》顯示,為了滿足快速城市化和經濟建設對建設工業區、港口和其他基礎設施的需求,濱海地區有著不同程度的圍墾和填海造地。

天津濱海新區在2010-2014年間圍填面積約2萬公頃,與之相鄰的河北曹妃甸工業園區一期工程完成圍填海面積兩萬多公頃。近10年間江蘇東臺-如東的圍填海面積約4萬公頃,2000年-2013年間寧波圍填海達五萬多公頃。截至2012年底連云港已圍墾灘涂面積8萬公頃。這些直接導致濱海濕地面積大幅度減少。

針對圍填海活動愈演愈烈的嚴峻形勢,2018年7月25日,國務院發布《國務院關于加強濱海濕地保護嚴格管控圍填海的通知》(國發(2018)24號)。通知明確,嚴控新增圍填海項目,完善圍填海總量管控,取消圍填海地方年度計劃指標,相應的,地方不再審批新增圍填海項目,除國家重大戰略項目外,全面停止新增圍填海項目審批。

“大規模圍填海活動是導致濱海濕地減少的主要原因。”在該通知的政策吹風會上,自然資源部國土空間規劃工作小組召集人莊少勤介紹。

國務院關于嚴格管控圍填海的通知無疑是一劑強心針,令諸多公益組織感到“底氣足了些”。

秦皇島觀鳥協會會長劉學忠感到,政府對濕地的重視,也讓公益組織與政府部門的互動順暢許多,雙方的溝通更頻密。

秦皇島市的山海關區東南部有一處天然海岸線島嶼——石河南島,是河北沿海唯一一座無人居住的海島,生物種類豐富。2015年石河南島被規劃修建高爾夫球場,得知這一規劃后,秦皇島觀鳥協會志愿者們持續與政府部門溝通,2016年開發規劃得以重新修訂,2017年生態恢復工程啟動。

“我們給地方政府遞交自己的調查數據,希望說明濕地的重要性,同時提交我們的建議。”

這些觀鳥愛好者在經年的觀察中,已然成為當地候鳥棲息地的專家,他們極盡詳實的調查數據更具說服力。

全國性的數據網絡

2015年6月17日,由國家林業局濕地保護中心和保爾森基金會共同倡導發起的“中國沿海濕地保護網絡”成立。成員北起遼寧、南至海南包括11個沿海省份的濕地管理部門、濕地自然保護區、濕地公園及相關保護組織。該網絡在網絡成員之間分享實踐經驗,促進協調一致的保護行動和信息共享。

2016年,阿拉善SEE基金會綜合性生態保護項目“任鳥飛”成立,分布在中國各地的濕地保護志愿者們依據“任鳥飛”,有了更密切的聯系。

“任鳥飛”的項目覆蓋地塊均為“空缺地”,即非自然保護區,沒有官方的系統管理支持。項目將和政府部門的濕地管理保護形成互補關系。截至2018年,49家機構加入任鳥飛民間保護網絡,他們在約60個地塊上開展實地巡護、鳥類調查、公眾倡導等活動,每次活動都需提交檢測數據,每半年提交進展報告。

任鳥飛民間保護網絡合作伙伴

“我們也會推動保護空缺地成為官方保護區、民間保護區、社區保護地等,使其納入保護體系。”阿拉善SEE基金會生態保護與自然教育高級項目官員張瓊說。

由普通志愿者貢獻濕地數據的方式也是國際上流行的“公民科學家”形式。“公民科學”是由職業科學家設計,業余科學愛好者組織起來,按照要求進行現象觀察和數據采集,最終由專業科學家進行數據分析或報告撰寫,依據這一定義,胡曉燕等志愿者們就是“公民科學家”。

“在保護空缺地所收集的水鳥數據是非常有價值的。”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于秀波介紹,部分省級自然保護區定期收集水鳥、種類、數量和分布等數據,但在保護空缺地尚缺類似的水鳥調查。單一組織難以如此大范圍地、密集地收集濕地空缺地的基礎數據,這是“公民科學家”的意義所在。民間環保志愿者的行動將推動完善受威脅水鳥與濕地的基礎數據,促進濕地與鳥類保護研究及政策法規的完善。

2016年,胡曉燕和志愿者收集數據仍需填寫表格,向上匯報整理。2017年底,收集濕地信息、鳥類數據的App研發上線,巡護員的工作更為高效,直接通過手機錄入,“能記錄巡護軌跡,調查點的經緯度更準確”。

公益組織參與的另一類重要項目是自然教育。王建民認為,過往盜獵、破壞濕地的行為主要源于我們缺乏濕地保護意識,認識不到位。

王建民愛給中小學校的孩子們上課,他們有無盡的好奇心,也更具感知力。

而范忠勇常想,在他教的孩子們中,如果其中有一個人成長為景觀設計師,那么他設計的景觀一定不僅是有蛙有鳥,“他會最大限度地保護原生態的樣貌,這是少年時期自然教育埋下的種子”。

公益組織的擔憂

濕地保護逐漸形成共識,但眼前的濕地保護依然存在困難和挑戰。

袁繼明坦言,“濕地保護與開發利用之間的矛盾仍然很突出,破壞濕地的行為時有發生,依法保護濕地的法律基礎還很不健全。”此外缺資金、缺專業人才的問題很嚴重。

海口畓榃濕地研究所負責人盧剛也有類似的思考。他觀察到,人們對“濱海濕地”的直接印象是大片紅樹林,因而將保護濱海濕地等同于保護紅樹林,大范圍地造林。

實際上,紅樹林的生態系統不僅是樹林,還包括灘涂、潮溝、前海區域等,是完整的生態系統。“如果紅樹林種植過多,將減少水鳥覓食區域的面積,不一定是好事。”盧剛有些擔憂,片面注重紅樹林會適得其反。

“我國濕地保護較晚,技術儲備不足。”于秀波如此理解上述現象。他舉例我們有農業科學院、林業科學院,但鮮見濕地研究院,從事濕地保護與恢復研究的人才相對較少,研究力量不足,各地的濕地保護模式還不很成熟,難以在較大的范圍推廣應用。“互花米草已成為威脅濱海濕地健康的入侵物種,不僅治理技術不完善,在某些地方仍在人工委員會用于護岸和促淤。”

而對于劉學忠來說,他的憂慮很直接,2018年秋季,秦皇島地區監測記錄的丹頂鶴、白鶴數量少了很多,“等丹頂鶴、白鶴等得著急”。

2008年奧運會前,劉學忠與其他志愿者建議將濕地圍蔽保護,至今已有十年。鳥類的種類與數量在這樣的保護下不升反降,他想知道這是為什么。劉學忠暗自下決心,今年一定要監測詳實的鳥類遷徙數據,“每天都去,堅持一個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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